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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刻章︱明清日记中的“印章信息库”

发布日期:2021-08-12 09:31:14   浏览量 :4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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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晚清著名报人王韬(1828-1897)的日记《蘅华馆杂录》中,夹杂着两份《蘅华馆印谱》,其中第一册收录王韬所藏和自用印章达20余方。在每一方印蜕周围,王韬都简要叙述印章的来历。王韬日记中这两份突如其来的印谱,给日记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:日记和印谱这两类文献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?日记能为印章研究带来什么?日记中印章痕迹的存在是否可以修正人们对日记的定义?

一旦我们带着寻找印章信息的目光去阅读日记,可能会惊讶于日记中存在如此众多的印章信息。日记的封面有印章,日记的首页有印章,许多日记的天头、地脚,甚至正文中都有印章。在日记正文中,关于印章的记载也数见不鲜。从许多方面来说,日记都堪称“印章集散地”。我们不禁要问:作者为什么要在日记中保存这么多关于印章的信息,留下印章的痕迹?

一、作为“印章集散地”的明清日记

在古代社会中,印章是人际交往的工具,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身份、地位、所有权的标志。在许多场合,包括买卖和交易、收发信件、表明拥有某物时,往往都需要印章。坚固的印章成为一种信念和精神寄托,拥有甚至比生命更永恒的信誉。印章有许多别称,民国时期赵汝珍在《古玩指南》中说,“印章之名称极繁,曰玺,曰宝,曰印,曰章,曰图章,曰图书,曰图记,曰钤记,曰钤印,曰记,曰戳记,俗曰戳子等不下十数种,其实本体上并无少异,只是名称之不同耳。”印章纷繁的命名往往与它的使用功能有关,而这些功能又体现于日常生活和社会事务之中。于是记载日常和社会事务的日记最终难免要包含印章的成分。

日记与印章有关者,大约分两类:一类为印章图像,是印章在日记中的“留影”,包括印蜕、摹写的印文等;明中期以后,随着石刻印章的普及,印蜕在日记中“出没”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一类为文字,用以描绘印章形态,印章制作、递藏等情况者。这两部分内容均十分丰富,以图像来说,仅仅印蜕就包括日记作者所钤及递藏者所钤,分布于封面、册首、册尾等处。如潘祖荫(1830-1890)《潘文勤日记》册首即钤印累累。日记中的印章,若钤印于日记册首或封面者,可以帮助考订日记的递藏等问题。如杨坚(1923-2010)根据郭嵩焘(1818-1891)咸丰十一年(1861)二月十二日第一行顶端“盖有一颗一公分左右见方的篆书阳文‘小樗氏’的图章”,推测郭嵩焘部分日记曾经郭庆藩(1844-1896)收藏。(杨坚《关于郭嵩焘日记》)另有一类,则是日记中的其他印章,包括日记作者经眼的印章。它们或钤印于日记册中,或被作者用文字随处记载。日记中的这些印章信息在考订印章真伪、利用印章鉴定书画等艺术作品时,有重要价值。关于这些印章材料,张小庄等人编著《清代笔记、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》《清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》《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》《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》已多有辑录,尽管这些著作并未以印章为中心,却已然钩稽了诸如《味水轩日记》等日记中的诸多印章材料。这些从属于书法、绘画的印章信息,是鉴定书法、绘画真伪,辨明其流传历程的重要证据。

《潘文勤日记》册首钤印概况明清日记蕴藏个体日常所用、所见印章信息,堪称个体的“印章信息库”,尽管这个“印章信息库”规模有大小之别,却承载个体印章及周边的各类信息。如果参酌传统印学的研究方法,利用这些材料,有助于解析不同印章之间的差异,有助于辨析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文献的真伪。日记显示了古人对印章的关注,承载了它们研究印章的心得。在公开的印谱和笔记材料中,可见古人对印章的注意。在私家日记中,一些较为主观的对印章的看法,保存更多。如贺葆真(1878-1949)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三月六日记载阅读张穆(1805-1849)所编《阎潜邱年谱》,此书为其祖父购自河间,“首页有潜丘居士印”,贺葆真即据此推断“此必张石斋得其图章,因印于每册之上”。

日记记载印事涉及印章的篆刻、印章的购藏、用印的规则、经眼印章的概况等。这些与官印、私印有关的信息可以增补印章研究的材料,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,也有助于推动印章研究探索新的方法。例如,徐兆玮(1867-1940)日记就记载大量印章真伪、刻印等事宜。有的材料涉及较为罕见的印章,如恽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:“农会例会,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(文曰‘京兆省农会之章’)。”许多官员在日常生活,也不忘叮嘱下人携带图章,这是他们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工具。如严修光绪二十年(1894)十一月初七日日记,要求下人慎重对待他人请托书写对联,并提醒他们携带图章,表明严修对赠送对联有自己的定例,这种定例不仅体现在赠送对联的数量上,还体现在对联是否钤印印章上。印章也因此成为人际关系亲密疏远的分界线。

日记记载的私人评语,有助于全面认识一些历史上刻印名家。对赵之谦(1829-1884)的刻印成就,今人称许居多,而王闿运(1833-1916)同治十年(1871)七月十一日临行时,赵之谦赠印,但王闿运却在日记中:“叔赠余名印,同人以为奇遇,不易得也,然刀法殊不在行。”同治年间赵之谦治印名声甚大,但在一众公共评价之外,王闿运私下却认为赵之谦刀法不在行,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。

日记对研究人物生平印章事迹也有诸多帮助。如吴大澂(1835-1902)《愙斋日记》揭示仅咸丰十一年正月至三月,就为郁子梅镌“玉湖钓徒”“阿楞”“梅花似我”等印章五方,又为吴云、金方舆、金润方、周存伯、钮叔裳、潘椒坡、陈新甫等人治印近二十方,白谦慎在《吴大澂和篆刻》一文中即据此推断吴大澂很早即从事篆刻艺术,风格上既宗汉,亦有学习元人细朱文者。又如学者陈言利用周作人(1885-1967)日记中钤印,推测周作人最早的书斋或许叫“光霁书屋”,并梳理张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“苦茶庵”等印章的时间 (陈言《印章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斋》)。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凭借日记材料钩沉出来,如李军利用潘钟瑞《香禅日记》补正吴昌硕早期印谱的编订曾获潘钟瑞(1822-1890)帮助。(李军《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——以潘钟瑞<香禅日记>稿本为主》)。

综上所述,日记的神奇之处在于,关于印章的各种研究,所需的诸种材料,几乎都能从中找到。印章就其最为本质的属性而言,既是典章制度的产物,也可以是说是雕刻的工艺品。由于所使用材质的坚固性,印章往往具有考古学的价值,人们可以据以推断雕刻的年月,流传的经过。同样,也可以就其艺术价值发表各种各样的评判。印章毕竟是手工艺品,所蕴藏的文字,是以不同刀法刻出,所以的表面和纹理都构成一种艺术和审美。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也让人陶醉。关于它所使用的材料,生产、制作过程也同样备受人们关注。当然,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印章背后的人,无论是印人还是印章的流通者、使用者,都展示印章何以被使用,价值何在。印章的接触者身份各异,社会地位不等,男人和女人,官员和民众,文人和匠人,商人和其他手工业者,每个人接触到的印章都不一样,许多人也不只拥有一方印章,即便一方相同的印章,不同的人也接触到印章的不同方面。如上所示关于印章的各种可能研究方向中,与人有关的印章研究无疑是日记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。

没有问题,日记是“印章集散地”;没有问题,这一“印章集散地”有待于研究者开拓。问题在于如何开拓?本文主要以三种日记为中心,解析进入“印章集散地”的基本路线。通过高心夔《佩韦室日记》,我们试图理清印章与日记作者的关系;通过张廷济《张叔未日记》《清仪阁日记》,我们试图探讨的印章价格和印史悬案;通过《黄秉义日记》,我们试图分析用印的则例。这种研究设计基于如下目的:利用日记材料增益印章研究;解决通常的印章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,甚至提出一些从前不受关注的议题。“沿着旧地图,找不到新大陆。”最终,我们希望印章研究的成果可以反归日记研究,促进人们对日记的新认识。

二、高心夔《佩韦室日记》里的印章信息

晚清名士高心夔(1835-1883)曾为曾国藩幕僚,又与王闿运等人同为肃顺(1815-1861)门下“五君子”,喜纵谈,著作中颇多情绪语,散发浓厚的文人习气,袁昶(1846-1900)认为高心夔“心迹文词俱类柳子厚”。然高心夔也是晚清治印名家,《再续印人小传》称其“擅篆刻,专主生峭,不落恒蹊,于浙皖两派外别开生面也”。所著《佩韦室日记》中保存许多治印材料。高心夔一生嗜印,曾自言,“凡人毕生不能一无嗜好以娱闲情,予于兹事,何能恝尔。”他将刻印之事作为闲情嗜好,这种对刻印的自觉,提升了他对印章的认知。对高心夔治印的心志、情趣及艺术成就,张剑在《高心夔日记》“前言”中已有较多揭示,并统计高氏所刻印章达70余方,治印为曾国藩、莫友芝赏识等。高心夔将刻印、赠印、收印等印事记录在日记中,是将印事看作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情。印章不仅是高心夔生活中的重要物件。通过印章的记载,高心夔还在日记中搭建关于印章的生活脉络。尽管高心夔可能无意于通过印章重整他的日常世界,但在他散乱的日记中,却时不时浮现印章的影子。当我们读高心夔日记时,不难建立一种基本的认识,即印章是梳理高心夔生活秩序、心态变化的重要事物,是解码高心夔日记的一条“金线”。

高心夔致莫友芝信札嗜好印章的高心夔在生命的许多重要时刻,都会用到印章。他的日记始于咸丰庚申(1860)五月五日,这一天,高心夔踌躇满志,知耻后勇,开始他的“佩韦室日记”之旅:庚申夏五月五日戊戌(1860年6月23日),午骤雨,旋霁。予在淀园。是日予二十八生日矣,古圣十五志学,予将倍之,而荒惰若此,遂惕然有亲书向道之意。遣奴子王慎奉书尹杏农、李眉生两先生,问为学之要;又致书易笏山孝廉佩绅,以易出都赴曾湘乡军,告之明年亦当往也。主人裕亭尚书寿予玉辟邪佩印,慰导甚至,感不能已。予自刻“哀窈窕思贤才”六字印,盖前一日已报朝考四等矣。

对高心夔而言,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这一天是端午,也是他二十八岁的生日,距离古人“十五志于学”的年纪即将两倍。在前一天恩科殿试中,高心夔因为“十三元”韵上出错,被摒为四等。这一错误,高心夔已经第二次犯了。此前一年,高心夔已经在“十三元”上犯了错误,直接导致肃顺对他的提携无从用力。由于科场紧连仕途,这次失利对心高气傲的高心夔而言是巨大打击,因而他选择在这一天立志“亲书向道”。一方面,他向尹耕云(杏农,1814-1877)、李鸿裔(眉生,1831-1885)询问为学之要,又致信易佩绅,为明年前往曾国藩处效力寻找出路。为了铭记这一刻,高心夔还自治“哀窈窕思贤才”图章以自勉,并且选择在这一天开启日记写作。

对高心夔而言,印章是自励自勉的符号,是一种印刻生命意义的重要物件。这次朝考四等对高心夔打击甚大,此后数天时间,他不断刻图章,以泄愤懑,以慰伤心。印章又成为高心夔心绪的排遣之物。对此时的高心夔而言,何以解忧?似乎惟有印章。试看他此后二十天日记的记载:

五月六日,予自刻“山泽之臞”。

五月七日,读杜诗、钞《庄子》,刻印二:一“诵先人之清芬”,一“石钟山民”。

……

五月二十三日,是日读《后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。刻印一,文曰“缘督为经”,语出《庄子养生主》。予自书篆,麓生奏刀,未竟,予又足成之,合两人之力为此印,遂俨然杰作矣。麓生尝为予刻“忧患之馀,有意于道”印,亦佳。晚为尹公刻印,背铭字,凡四枚。

五月二十四日,遣奴子奉印尹公。

短短二十天时间里,印章之于高心夔既是个人心绪写照,也是舒缓心情,藉以自勉自励的工具,同时还是他和师友沟通的重要媒介。就高心夔个人心绪而言,印章反映他情绪从低落回归平静,也预示他从困顿中走向坚强。五月六日,尹耕云、李鸿裔均有书致高心夔,加以慰问。然高心夔内心十分失落,朝考四等意味着前途不妙,因而生出山泽之想,自比山泽臞仙,失望情绪溢于言表。至于五月七日,这种情绪仍然挥之不去。这一天高心夔面见皇帝,知道自己的归宿是铨选知县。“人穷返本”,故高心夔所刻印章印文为“诵先人之清芬”,心中不免思归故乡,故又治印“石钟山民”。然而此时高心夔的前途已基本明朗,故他也不再幻想,此后将近十天未再以图章化解愁闷,转而读《后汉书》、读杜甫诗以壮志节,以纾愁困。至于五月二十日,高心夔治印“欢喜坚固,可以长生(安)”,语出《易经》“乾之困”,意指不管外界如何言说,他要自守内心坚固的城墙,从而获得长久之安。这既可视作一种自我困顿写照,何妨也是自信自奋的抒发。由于这种思绪的变动,至五月二十三日,高心夔进一步将自我的世界构筑得更加完善,于是有谨守庄子保身全生的处世之道,故刻“缘督为经”图章。至此,就高心夔个人而言,印章已经全面地反映他心绪的起伏流转,从激烈归于平静,从愤懑趋于安宁,一种用世的激切心理暂时为平和处世之道所替代。

高心夔这一心路历程,不仅通过自刻印章实现,也通过为他人刻印完成。在这一过程中,他曾为尹耕云刻“珠玉为心以奉君”等印章,向朋友剖白自己心迹。这些印章的刊刻既是友人对高心夔的印章技艺的认可,也可能是对郁闷的高心夔的劝慰。其中一些作为礼物的图章的完成,并非高心夔独立制作,他的同馆友人黄沄(麓生)曾与他合作治印,不断为高心夔修饰印章。这种艺事的合作,也不妨视作友谊的慰藉。

作为艺事之“物”、“身外之物”的印章,对文人而言,在许多时候具备和诗文作品共同的功能。阅读诗文,与绘图、刻印,对文人心灵世界而言,可能有着相同意味。对高心夔而言,检点印匣,是舒缓心绪的必要举措。这种举措与读书纾困在心灵疗效上似乎不分轩轾。咸丰庚申(1860)七月,英法联军进攻天津,高心夔对此十分关注。听闻僧格林沁率军与洋人战事不利,高心夔连续两日日记书写心境,聊将日记作为排遣之法:

七月六日,是日收拾印匣文具,忧闷特甚。夜闻僧军又挫矣。阅《程氏编》。

七月七日,是日阅《程氏编》,晚诵魏武“对酒歌”,深有所感。不闻天津事,闷绝。

愁绪难遣,忧闷难排,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,做起枯燥的整理工作。这种物理性质的劳作,与读书遣怀,吟诵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……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,看来并无高下之分。同样有所感慨,同样是“借酒浇愁愁更愁”。诚如高心夔咸丰十一年(1861)九月二十三日日记所言:

是日有烦恼事。刻印背字。余性殊激,有忧闷恒不能自宽释,然用心颇一,故遇拂意事,每刻印、临帖,消遣纷虑,久之乃平。虽或自克之道,亦其嗜好然也。

对文人而言,一些习惯性的行为或许如读书作诗一般同样值得。过去人们关注文人心态,总是有意无意将目光锁定在文人读何书、引何书上面,以为这样更容易把握心态的“内容”,至于心态的外围,那些有意无意的“行为”,往往一笔带过。人们认为想要在“心态’和“行为”之间建立直接关联,需要诸多佐证去完善,而心态“内容”和文本内容、文本思想的关系似乎更加理所当然,因而此类研究往往获得优先位置。可是,回到高心夔日记来看,这两组对应关系恐怕无高下之别。一种行为模式(譬如刻印)对应一时期的文人心态,在日记中有时有确切的说明。既然作者已经如此公开诉说他一系列行为的周遭与环境,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他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揭示而出呢?

高心夔《佩韦室日记》书影印章既是高心夔的日常艺事,也逐步成为他的重要记忆之物。当高心夔将这些关于印章的故事和回忆记录下来时,日记也就成为他关于印章的生命叙事,成就了他的心灵修复之旅。生活里的印章,就是这样进入生命,进入文字书写,成为可贵记忆,最终缓缓从日记中道出。作为“物”的印章进入日记的历程,揭示文人“雅玩之物”如何进入生命史,如何进入艺术史的过程。也正由于日记如此详细记载了“物”如何进入个人生命,以及这种过程如何被叙写,或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何历代文人如此精心营构他们的“身外之物”。那些看似无聊的艺术实践,看似消磨时间的“玩意儿”,譬如图章,何以令他们奋不顾身,有时如痴如醉,有时须臾不可离。如高心夔这样的日记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。根据《高心夔日记》,可厘清一些印章归属问题。如《简明篆刻辞典》“高心夔”词条时,钤印有“声父”二字方印,揆诸该书其他条目,此印章似为高心夔所用印。然而高心夔日记明确记载,“声父”一印实为咸丰十年七月二十日,高心夔为翁同龢(1830-1904)所刻,此印章刻者为高心夔,归宿则在翁同龢。

张剑整理本《高心夔日记》另外,由日记记载印章信息,也有助于解读日记中散落的印蜕。高心夔日记中一些印章嵌在日记的天头、地脚,并非收藏章,仅仅是一些试验的印蜕。譬如日记中钤印有“怀新阁”,实际为高心夔为李鸿裔所刻印章,不过因为自觉所刻惬人心意,于是钤印在日记中,以为纪念。在一般的印章使用场景中,这类“随意”印着玩的情况可能存在,但今存材料中几乎都不见踪影。这类“随意”钤印的行为,表明印章在实用性、一本正经的艺术欣赏外,还有一些不可捉摸的意义,如高心夔此处钤印,既不为表达什么,也不为标记什么,甚至也不为记录这枚印章(与下文有意钤印以求记录有别),只是因内心一时喜爱,或是为了试验刻印的效果,而偶然钤印。日记中此类钤印行为,因其随意而显得珍贵。印章是高心夔心路历程的写照,也是他的人际网络的一种连接物。由“印章之眼”出发,高心夔的日记不再是零碎的,不再是不易归纳的文字组合,而具有心绪流动的节奏在。印章在日记中的浮沉是高心夔心绪的反映,能够串联起散乱日记片段,使得根据印章对高心夔日记作分段处理成为可能。对复杂的日记而言,在许多时候,除去利用日记时间加以区分之外,往往很难对日记进行分段处理。在此前处理中,人们通常以某件事情的始末作为截取日记的根由,然由高心夔日记出发,则揭示了印章等物件也是为复杂日记进行分段的参照。

三、张廷济日记中的印蜕和印章价格

张廷济(1768-1848)为嘉道时期著名金石学家,所著《张叔未日记》《清仪阁日记》《张叔未日记杂稿》等分藏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地,部分日记已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。张廷济日记记载印章相关信息较有特点,兹举其要如下。

上海图书馆所藏《清仪阁日记》首先,《张叔未日记》记载诸多古印信息。日记中的印蜕,反映作者欲给印章“留真”的观念。除去后来者所钤递藏章外,日记中印蜕大体可分三类,一是作者自镌印章,二是作者购藏或借阅的印章,三是作者使用的印章。在不同的日记中,这三类印蜕的数量有所区别。高心夔日记所载作者自镌与使用的印章较为丰富,而在张廷济日记中,个人使用或购藏的印章则占据主流。如张氏嘉庆九年正月十三日记载“嘉兴张廷济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庆戊午科浙江乡试举第一”一印,这方印为高勉斋为张廷济所刻。张氏获得此印,在日记中记上一笔,且钤印于此。此外,还有一些自用印章,也钤印于日记中。如张氏嘉庆九年(1804)正月十二日日记中抄录自撰《戴昆玉先生小引》一文文后,镌有闲章两枚,一为“廷济”,一为“廷”“济”连珠印。这种印章的使用或许是为了宣示文章的所有权,或许仅仅为了给这篇文章作标记,以便利用日记编纂文集时方便抽取此文。日记作者购买的印章,无论是久远的古印还是今人之印,也被钤印到日记中。人们钤盖他人的印章,或许出于这样一种动机:一旦把古印或经手的印章钤印到自己日记中,自己便也部分地“拥有”了那些印章。张廷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日购得“西畯真赏”印章一枚,即钤印于当日日记中。对于雅好金石的群体而言,古印在群体之间流转借观,云烟过眼,并不能购买,也不能长期持有,那么,钤印于日记簿册似是上乘选择。张廷济日记中有数次借印而私钤的记载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6)闰六月廿三日条下盖有“司马氏”古玉印印蜕一方,文字云:“玉印,黝如纯桼,覆斗钮。嘉庆丙子又六月廿三,晋斋带视,印此。”因友人赵魏(号晋斋,1746-1825)携带此印过访,“雁过留声”,张廷济便留下此印蜕。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条下有一方印蜕,旁行文字云:“铜印,坛钮。丙子七月十一葛春屿嵩寄视,当付还之。叔未张廷济记。”借阅印章,钤印于日记中,与张廷济所编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有关。日记记载此事,一方面备查,为归还印章等事留底,另一方面,也给日记增添别样意味,日记由此成为印谱编纂的工作档案,甚至是编纂印谱的草稿。

张廷济《清仪阁日记》书影在摄影技术、复制技术尚未发达之际,清人保存印章信息除去拓印、钤盖印谱之外,只能更多地求诸文字描摹。此外,对于仅见印蜕的印章,他们也热衷于摹写。嘉庆二十一年三月,张廷济曾抄录翁方纲(1733-1818)写给文鼎(1766-1852)的一封信,张廷济不仅全文抄录于日记中,还在信末摹写了翁方纲的“彝斋”方印。日记记载许多印章信息,但并非所有印章都有幸在日记中“留真”。嘉庆九年正月廿一日,张廷济获得钱顺甫带回的诸名印,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日,“从姚友处买‘王禹私印’汉印一方”,李小舟为张廷济所刻“兰亭亭长”等,但这些印章均未在日记中钤盖。此外,日记中还有一些印蜕,读者无从确知其意义。如嘉庆九年八月廿七日日记中张廷济所抄录的陆游《砖砚铭》后,有“张叔未”阴文方印。我们无从推测作者的愿意,或许他只是随意盖印,或许他别有深意,总之在日记中如何盖印,日记作者或后来的递藏者有最大程度的自由,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承认他们盖印的自由度。何况,张廷济别有印谱存世。那些未在日记中留痕的古印,在张氏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中多有痕迹。

张廷济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的编纂历程,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。该书道光十五年(1835)跋语中,张廷济记载编纂印谱的艰辛历程,自称得于师友所助者甚多。跋云:

数十年铢积寸累,仁和赵晋斋魏、嘉定瞿木夫中溶、秀水文后山鼎、嘉善沈幼清恪曾、孙戢斋圻,海盐黄椒升锡蕃、钱寄坤以发、家质夫开福,平湖钱梦庐天树、同里葛见岩澄、葛春屿嵩、葛向之时徵、徐籀庄同柏诸君子之力为多。而汪友铁庵,来自吴门,金友兰坡,来自邗上,所携致皆佳好,是亦可识也。

由日记中赵魏、葛嵩等人提供印章供张氏钤盖的记载来看,可知张廷济跋语所言“铢积寸累”并非自夸,而是编纂实录。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附录他为钱天树所编《汉印私谱》序云:“予藏汉印少,而经眼者亦止数百品。”张廷济收藏印章并不丰富,他能编成皇皇的印存著作,得益于江浙地区的金石氛围。从张廷济日记记载来看,借阅、传观、谈论印章,在嘉兴等地已经成为一种风气。受益于这种印章密集流转的大环境,张廷济得以查缺补漏,通过借阅等途径补充所藏不足,并且悉心将所见记录下来。

其次,《张叔未日记》所保存的印蜕,有助于廓清印史上的一些悬案。如朱彝尊(1629-1709)之子朱昆田(笛渔,1652-1699)的印章“西畯真赏”,为1962年夏天,葛书征捐赠西泠印社的“四十三方印”之一(事见葛贤鐄《葛昌楹捐赠“四十三方印”之考证》)。这批印章多数见于《传朴堂藏印菁华》《丁丑劫余印存》《明清名人刻印汇存》等印谱中。然而,“西畯真赏”一印“未辑拓于上述诸印谱或钤于拓摹贴于扇,故至今未能探寻得其‘留痕’所在。”前所述张廷济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日购得“西畯真赏”印,至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四日,篆刻家文鼎造访张廷济。是日日记内,即增加两方印蜕。其中一方即是“西畯真赏”,旁有一行字云:“朱笛渔先生之印,张廷济藏,文鼎勒款。”不仅再度表明葛氏所捐印即此方,且给这方印留下了1804年的“痕迹”。当日日记中保存的另一方印蜕为“竹田深处”,旁又文字云:“《说文 》:‘篁,竹田也。’叔未解元居新篁里,覃溪翁先生署其户曰‘竹田深处’,秀水文鼎篆刻其印并记。”张廷济并未记载文鼎何时为刻印勒款,但由上述日记所载,可初步推测“西畯真赏”或是在这一天由文鼎勒款的。

《张叔未日记》“西畯真赏”印章书影再次,张廷济日记还记载不少印章的价格,为研究嘉道时期金石学的市场流通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。兹将张廷济日记中相关印章价目表排列如下:

张廷济日记所载部分印章价目表从张廷济日记所载来看,嘉道年间,汉代印章的通常价格是洋钱一元至两元一方,如果品质出众,如涂金龟钮“骑督之印”则价格至五个银元。批量的印章价格也在每一方两个银元左右,如浙江海盐张氏所售者即是。由于清代银元的购买力往往不容易测定,因此我们以张廷济日记中其他书籍和艺术品的价格作为参考,以便对张廷济购藏印章的支出有一些直观印象。由张廷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日记记载可知,《东都事略》价格一洋钱又一百文,《郑康成年谱》一百文,明人诗札十件(文征明、唐寅、唐顺之等)价十洋,翁方纲书“祗平居”扁价一洋。一方汉印的价格与一部近代规模较大的史书如《东都事略》价格相仿,是小本书籍如《郑康成年谱》的十倍以上,也相当于明代名人手札一件,或相当于翁方纲等当代书法大家的题匾。从上表还可推断,由于金石之学的兴起,印章逐步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。不过印章交易这一市场尚不算十分活跃。张廷济购买印章,也有从友人(熟人)手中获得者,可见印章市场确实还处于发育阶段。此外,张廷济购买印章很少在乡间,而多半购自嘉兴县城和杭州,表明杭州和嘉兴是浙江金石交易的中心。从中还可见,印章仍是艺术品中的小宗,在较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流通,而一般古董商和书画商人上门贩售的多是书籍、书画作品。需要指出的是,乡居的张廷济在与书估和其他古董商的交易中,已建立熟悉的人际网络,他的印章服务于印谱编撰,因而往往可以通过借阅获得,而不必购买。

张廷济的金石书画鉴藏活动十分丰富,然而,这一过程是渐进发展的,是按照时序逐步累积起来的。张廷济日记中的材料,提供了嘉道时期一位金石学家诞生的历程,也勾连起古老的金石学传统。印章活动作为张廷济金石书画鉴藏生涯的一部分,为理解一位金石学家如何收编金石,从事研究,最终建立自己在金石书画领域的声望,提供了观察的窗口。而日记是提供这种理解的关键,它所展现的嘉道时期的金石学面貌,具备一些特殊性,譬如印章市场、价格、印谱编撰的过程等,为理解嘉道时期金石学兴起提供了可以观测的变动背景。

四、私人用印规则的公开化

印章一旦被使用,关于它的使用规则就成为必须考量的因素。中国古代关于官印的使用,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。这套完善的用印制度影响到私人的日常用印。在书画作品中,人们在钤印之前,就已经十分关注用印的形式、数量、大小等,这些规则有时明言,有时候需要观赏者自行揣摩。而这,也是关于印章使用研究的大宗。对于存在复杂文艺交往和日常事务的文人而言,其日记往往保存较为复杂的印章记载。通过印章的使用规则传递信息,表达身份,或传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,这是文人常用的手段。不过这些隐晦的心理并不适合公开表达,而其中繁复和细微的变化,又使得他们自己常常混淆印章的使用规则,有时候自乱其例,于是在日记中将这些内心的想法记载下来,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王韬日记中保留诸多本人的印章信息,仅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《蘅华馆杂录》六册,就保存王氏“兰卿”“蘅华馆主”“家住吴淞第六泉”“琅邪珍赏”“蘅华溪馆”“遯叟藏书”“长洲王韬”“红蕤阁女史”“淞北倦民”“此心聊与此山盟”等印。王韬《蘅华馆杂录》第四册咸丰三年九月至咸丰四年五月之间,存有《蘅华馆印谱》一种共11页,钤印20方,每一钤印均记载印章释文,印章来源概况等。如印谱第一页,“眉珠小庵华曼居士印”,释文“此印乃甫里曹氏旧物,余售之于洢人师手。纽刻一狮,极为细巧,字乃许锦父所镌。壬子仲秋灯下志。”这些都是印章研究足资采用的材料。

王韬日记中的《蘅华馆印谱》仅就王韬用印的规则而言,在印谱中也有体现。在第一种印谱中,王韬记载了一方“平安家信”印章,印谱记载云:“是印刷乃叶文照耀所刻,余以百文得之,印诸书札上,使老亲见之,喜动颜色也。”第二种 《蘅华馆印谱》存印38方,也记载一方“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”印,补注云:“私札往来,用以示信,亦佳谶也。”不过,总计58方印章的印谱只此两印记载用途,可见王韬并不愿意过多地在印谱中显示自己的用印规则。但在日记中,作者实际上可以毫无保留公开自己使用印章的规则。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所言:“一切艺术既是外观的展现,又具有象征意义。”对古代文人而言,个人印章的来源、用途等均有自身特色,这一整套与印章有关的信息往往并不公开宣示,有时候需要深入细致地归纳推断,才能捕捉一些印章所蕴藏的意义,而日记则将印章的其他信息与予以披露。

例如在浙江台州人黄秉义(1874-1920后)日记中,就清晰记载了印章的使用规则。黄秉义丙午(1906)正月初二日日记记载:“余自本月初一日起,与友人来往信件名字之‘顿首’草字中盖一‘侣’字篆字小戳一方,与长辈来往信件名字之下书‘谨肃’,或‘叩首’字上盖一‘秉义谨肃’篆字图书一方,以作记号。……另有官名及别字号等及一切图章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,均不得为凭也。”可见黄秉义使用印章十分谨慎,仅仅书信中的印章,就因收信人的辈分、信件的重要程度等,而使用不同印章;即便是信套,黄秉义也用不同印章加以区分。在私人信件之外,对于借贷凭据、收条等,黄秉义又使用另外一套用印规则,以此作为凭据。

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

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2或许因为这些用印规则过于繁复,不便记忆,黄秉义又将印章钤印在日记天头位置,再作说明,以便自己用印时不至于出错。尽管黄秉义没有明言,但这些钤印在日记中的印章连同说明文字,实际构成小型印谱。不过这个小型印谱较为特殊,即它主要说明印章的用途:“侣”:此方图书与平辈来往xx盖用,亦是通用,还是余书信函为记。

“勤以补拙”:此有紧要函件盖此图书。

……

“质诚”:此方图书盖用余书篆字,或行书用,本不另记,因与上块方式“质诚”图章均是同字,分别详记。此方长式图章,不足为凭。

对黄秉义而言,这份小型印谱是他收发信件、辨别信件重要性的凭证,也是他收发物件、认定券据的判断依据。这份小型印谱集中这些印戳,是日常事务逐步增多,黄秉义不得不加以处理的必然产物。可见,印章进入日记,并在日记中占据越来越多篇幅,是日常生活中印章发挥作用的体现。此外,这份印章还提醒研究者注意,清人使用印章有许多隐性的规则,这种规则往往只有他个人清楚,很少对外宣扬。毕竟,印章这些不仅涉及人情的深浅,也涉及田产、银钱等重要经济问题,故而个体往往甚少宣扬印章的使用规则。也正因此,日记中此类材料才显得可贵。

也正由于一般人不太公开印章的使用规则,故而日记是否记载用印的规则,有时也可以测定日记私密性的指征。许多日记都是私人写作的产物,但是一些日记从写作起就预备给人浏览。日记的公开程度与私密性如何区分,边界在哪里,往往不容易把握。除去一些公开性的日记阅读记录之外,人们很难断定一部日记的作者是否打算公开他写的日记。然而,对于日记印章规则的详细介绍,可能作为测定日记私密性程度的一个标志。即,如果一部日记记载详细的用印规则,那么作者写作日记时往往无意于公开日记。毕竟,向外人公开私人印章的使用规则,对个人的生活构成潜在的风险。

五、日记一定是“写”出来的吗?

印章进入日记,首先对日记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问题:日记必须是“写”的吗?现存的大多数日记都是作者一手写就的,偶尔有别人代笔或者抄录,甚至有有一些图像、卦象或其他符号是手绘而成的,然而不管怎样,都可以看成是“写”就的。“写日记”成为我们看待日记的一种直观印象。可是印章进入之后,日记就不完全是“写”的,至少有一部分是“钤印”而成。“钤印”由此也成为日记生产的一种方式。“钤印”成为日记的一种创作方式以后,颠覆了日记是写出来的刻板印象,却揭示日记之于作者的一类本质功能。即日记作者总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记下来,如果条件足够丰富,他们可能试图将生活的一切都记载进日记。写是一种手段,钤印也是一种手段。印章的加入使得日记突破了书写的范畴,一定程度上为日记增添了视觉化的要素,从复制和组合的角度实现对日记传统的发明和文化再创造。

印章进入日记之后促使人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,为什么作者要在日记中散落地记载印章信息,而不是以印谱或其他方式将印章信息集中显现?换言之,日记为何能给印章及其周边营造“印章氛围”。探讨这一问题应该回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去理解印章。诚如孙慰祖先生所言,中国的印章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,它“首先是深刻地参与中国社会政治、经济活动的制度之器。这种两重身份使它与其他艺术部类如书法、绘画的研究方法与解析角度很不相同。……因而,要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印章历史发展的状况,阐释具体作品,都不能仅仅关注它外在的表现,尤其需要探究深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因素及其自身渊源这条暗线”。印章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重要作用,在明清契约社会中,更有着广泛应用,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层面。明清时期的印章较以往更为繁复,外加金石学复兴和玺印收藏风尚的推动,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离开印章。这就使得一旦日记试图比较完整记载耳闻目见,记载日常生活,就很难不涉及印章信息。可以说,日记中“印章氛围”的形成,不过是印章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反射。

“印章氛围”的营造是日记无意为之的结果,然而执着于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最终必然涉及印章,并不可避免制造“印章氛围”。这就揭示日记的一项特质:随着某项事物不断涌现在日常生活中,它必然走进日记。甚至不妨推论:生活的界面有多宽,日记记载的边界就有多广。而新的事项进入日记,也不断修改日记的定义,例如关于日记的生产,印章的进入就促使人们思考日记必须是“写”的吗?日记这种功能的变化,最终也可能影响新事项的界定。就印章而言,日记的介入提醒人们注意印谱的一种生产模式,即日记是印章从进入纸本的“过渡空间”,印谱可能需要经过日记这一中介而生成,例如王韬《蘅华馆印谱》就是一例子。日记也为观测新事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窗口,为新事项(例如印章)走向专门的著述展示了较为完整的“滴定”过程 。

就以往研究而言,日记并非研究印章的必备材料,但增添日记新材料无疑有助于印章研究。就日记研究而言,将日记中的印章信息抽离出来,有助于测定日记这一新材料的功能及其边界。这种将印章信息从日记中抽离、进而复归日记的研究思路,对日记研究和印章研究都是一种利好。由于这些印章信息本来蕴藏于日记内部,因而无论就“印章之眼”观看日记,还是从“日记之眼”观察印章而言:日记都可以自为一种研究方法。

注: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、整理与研究”(18ZDA259)阶段性成果,由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首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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